《追忆旧时光》作者周诠与瑞典诗人、小说家谢尔·埃斯普马克
五十岁倏然而至，就像梦一样。不要说三十年前，就是十年前遇到过五十岁生日的朋友，我往往嘴上向他表示祝福，心里也对他寄予同情，暗自感叹——瞧，这位都五十岁了——如今，我也开始被人同情了，或者说生命进入了被同情的阶段。
二十岁时，我青春年少，骑着单车从县城街上横行，觉得划过的空气都是新鲜的、有活力的，但凡遇到自行车上装有儿童座椅的饮食男女，就觉得他们世俗、老迈，仿佛跟自己是两个世界的人。十年后，我自己的车座也加装了儿童座椅，融入了接送孩子上幼儿园的大军。这就是时间的意义。就是人生。如今，我儿子已到我横行的年龄，再过三年五载，也许我就要做爷爷了，真有点儿想不通。尽管你没觉得老，尽管你雄心勃勃，尽管你并没做好“知天命”的心理准备，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告诉你：你已不再年轻。
到五十岁才有一点经历感，这本身也许就是个败笔。跟八九年出生的蒋方舟相比，我好像是白活了——方舟在课堂上说，“这两年觉得自己老了”(其实她才二十七八岁)——令人不明所以，无地自容。但是你还得活着，笑着活着，笑着迎接自己的五十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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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农村度过的。在乡下老家，夫妻当中有一个人在单位上班，这个家庭被称作 “单职工”家庭。我生活的家庭就是这样一个家庭。父亲教书，母亲务农，是绝对意义上的“单职工”家庭。就算母亲后来去学校当炊事员，家庭性质并没有发生改变。这个家庭给予了我所能给予的，不能给予的你当然无法奢求。
小时候我是个乖孩子，比较听话，干得最冒顶的事就是趁父亲午睡时，偷偷从炕上爬起来，蹑手蹑脚溜到街上，跟小伙伴们去黑河游泳。游泳的地点有两个，一个叫“小石片”，另一个叫“大石片”，都是因为河里有一块大小不等的石片。“小石片”在“大石片”的上游。那时候，我们没有“游泳”的概念，把“游泳”泛称为“洗澡”，一张嘴就是——“走，洗澡去!”其实，我们说一个人会不会“游泳”，只用“会水”这个词，往往这样问答：“你会水吗?”“只会‘狗刨’。”问的人气宇轩昂，答的人羞羞答答——因为不会标准的自由泳和仰泳。那时候，家里要求我午睡，禁止游泳或洗澡，大概是为了学习和安全的需要。
父亲是一名教师，后来做了校长，他的威严是出了名的。学校里最调皮的学生都怕他，但凡遇到他一瞪眼，立刻歇菜，小脸煞白，大气不敢出。我对他的恐惧由来已久，挨打时一步都不敢跑。但是，我仍然禁不住夏日里去黑河游泳的诱惑，故偶有“偷泳”一幕。好在，大部分时间父亲没有发现我的行为，个别时候发现了，也没有对我拳脚相加，这一直是我幸运和不解的地方。也许他认为“偷泳”无关紧要，无伤大雅，或者黑河水浅，不会伤及性命。
关于理想，一个亲戚曾问我：你长大了想干什么?我答：当司令。引来大笑。不知道为何有此一答，但是我敢保证，我说的司令绝非“造反司令”。尽管当时处于“文革”时期，但是我年龄尚小，把秩序搞乱从中渔利的脑子还没长出来。
父母是对孩子成长影响最直接也是最大的人。父亲身为人民教师，大概在不自觉地追求“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所以在教育子女方面绝不含糊，从不护犊子，遇到小伙伴的家长到家里告状，他必是当面打我一通——这种时候不多，但足以令人记忆深刻。那时，他脾气暴戾，跟妈妈相处得不和谐，一句不合就让家里蒙上战争阴云，而翻云覆雨的权柄也攥在他手里，我们只有挨淋的份儿。当然，父亲要是想让你高兴，他的机智和幽默也是出其不意的，瞬间就可以把家庭气氛营造得妥妥的，他有这个权力和能力。对己严，待人宽，这大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沁到骨子里的。
我母亲是个逆来顺受的人，但也有揭竿而起的时候。而且，她“起义”的一刻也相当愤怒，时常失控，弄得自己都不好收场。这一点我继承了她的基因，忍气吞声时似一只羊，忍无可忍的时候就“狼性”毕露，想把人咬死，天王老子也不成。当然，我发脾气的时候为数不多，没遇到天王，只遇到老子，所以没有杀身之祸。生活的外衣就像一张风干的牛皮，你无力挣脱它的束裹，也无法洞穿它，洞穿它就意味着你要失去完整，从而面对雪雨和冰霜。有作家把它叫做“过生活”，换句话说就是“熬日子”。熬日子也像是在嚼牛肉干，虽然你牙口差，但是毕竟还有的嚼，总比饿着强，所以还得忍。
我爱我的父亲母亲，自以为也算孝敬，但是此文我无意于讴歌母爱和父爱，我只是在讲他们对我成长的影响。
祖父更是一个严厉的人，他的儿子们都非常怕他，怕到不敢叫“爸爸”的程度。这个我深有体会。祖父是一名共产党员，大公无私，一身正气，村里想找便宜的人都躲着他走。姑姑和婶婶到地里打猪草，路过公家杏树地时，顺手捡了两枚早熟、落在地上的香白杏，都难逃他的训斥。据说爷爷动怒时一脸严肃，二目圆睁，五音震撼，吓得在场者只有低头认错的份儿，丝毫不敢辩解。爷爷类似的故事很多，不知道这算不算给我的最初的廉政教育。
印象中，姥姥热情厚道，是对我性格形成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上世纪七十年代，各家生活水平低，乡下农村更是缺吃少穿，吃炖肉、做豆腐是过年才有的事。端午节充其量吃两颗鸡蛋。遇到家里来客，姥姥倾其所有，有什么上什么，而且还一个劲往人家碗里夹好吃的，丝毫不顾忌孩子们的“感受”。成年后，我一度以为给人家“夹菜”是一种“陋习”，是一种“甜蜜的负担”，后来这想法得到纠正——那首先是一种美德，是一种热情，是一种“义”，其次才能讨论该行为的“文明”程度与合理性。大概二十年前，我曾跟一名同事去他家吃饭，路上他买了只烧鸡，回家后放到冰箱里，从始至终我们都没见到烧鸡的影子……这是我姥姥永远也做不出来的事情。受她老人家的影响，我在几个单位上班时，都曾把要好的同事请到家里，上好茶、喝好酒、吃好肉，把他们当成家里人。
我也算是一个“愚忠”的人，甭管是受了谁的影响。小学二年级，在村里一个远房亲戚的启蒙下，我和两个小伙伴玩游戏，用夹袄蒙上头，从十字街头的闫家门口往南跑，看谁先跑到车站……结果，跑了没多久，小伙伴们从袄的包裹中扯开一条缝儿，偷偷看路，或者干脆脱下蒙在脑袋上的布衫，而我始终在跑，在盲跑，跑呀跑，跑偏了，一头撞在大桥北端的水泥墩子上，险些摔了下去。鲜血模糊了我的脸，去医院缝了三针，导致嘴唇左上部留下了疤痕。我就是这么傻。那次没掉进河里已算万幸，因为掉下去的地方是河岸，没水，只有沙石地，一丈多高的落差，掉下去多半挂了。不挂也得折胳膊断腿，残疾了。忠于诺言，忠于规则，到了“愚忠”的地步，往往就是缺心眼。我就是这么一个缺心眼的人。
总体上还算正直，还算厚道，还算实事求是，这是我对自己的评价。这一评价从无到有，从虚到实，伴随我成长，伴随我读书、写作，成为一名所谓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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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学梦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最早萌生写作冲动源于王朔，而最早喜欢文学则得益于一篇报告文学(作者好像是徐迟，文章记不清了)。读报告文学时我读高中，还做了笔记，深深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也许，那时我还不知道“文学”这个词汇，但是确实被它吸引了。高中时读的书非常有限，小说有《新星》《巴黎圣母院》，传记有《蒋介石》。大概四五年后，在我参加工作的第三四个年头，作家王朔脱颖而出，一时出现“王朔热”，我旋即成为他的拥趸，有了捉笔写作的冲动。一年以后的1993年，在连禾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一篇题为《父爱》的小小说在《北京日报·郊区版》发表——那是我的小说处女作。发稿编辑是张登浩先生，如今已经作古。多年来，我一直视连禾先生为我的文学引路人。
在报上发表了四五篇小小说，大概是1994年夏天，在学功先生(我一向称作“二哥”，那时他写诗和小说)的介绍下，我认识了华夏先生。那时候，华夏作为延庆作家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散文频频见诸报端，有的还被《读者》《青年文摘》转载，是当时延庆首屈一指的作家。他的散文《三个人一双眼睛》广为流传，后来入选全国中学生课外读物。我们是在一个西瓜摊上认识的，当时他留长发，挺拔，白皙，很有艺术范儿，有点像崔健。华夏先生人很平和，热忱，对文学同道颇多鼓励。大概就是在那一年，我开始写作短篇小说，陆续有了《酒胆英雄》《我的妻子刘德华》《两极》。他把《酒胆英雄》推荐给《北京文学》，承蒙执行主编章德宁老师厚爱，这篇八千多字的小说在两年后刊登。《我的妻子刘德华》深得华夏先生赞赏，他读后的感觉是“被震住了”，感觉文坛“杀出一条北方的狼”。他把这个感觉跟夫人讲，第二天又跟我讲，并给我起笔名——“北狼”。我惊喜得有些不适，诚惶诚恐。他把这篇小说推荐给山西作家王祥夫，很快登在了《北岳》上，但是还嫌不过瘾，又推荐给了《当代人》，不久在这本原本称作《河北文学》的杂志上发表。据华夏先生说，杂志副主编谭湘到大学讲课，经常拿这篇小说举例子。
华夏先生在帮我推荐作品方面不遗余力，章德宁老师从《北京文学》退休，他介绍我认识继任者杨晓升老师，还把我的小说推荐给《青春》，推荐给《作品》，推荐给《当代小说》，使得我的习作得以顺利在这些杂志发表，成为我1998年加入北京作协的重要砝码。认识杨晓升老师后，我先后在《北京文学》发表了三部中篇小说，这又为我2017年敲开中国作协的大门提供了可能。
通过华夏先生，我认识了很多编辑和作家，跟作家海男、艾云、周晓枫通信或通话，跟王祥夫、于爱香、邱华栋老师见面，都得益于他的介绍和引见。
多年来，我视华夏先生为我写作上的良师益友，他是我的贵人，恩人，我也很争气，没有做他文友中“多余的人”。
也是在1994年，我认识了阎连科老师。那年夏天，我在《收获》上读到《天宫图》，读后激动不已，提笔给作者写了一封信，寄给了《收获》。一个月后，我收到了阎连科老师的复信，这封信令我感到意外、惊喜。那时阎老师刚调到北京不久，信中给我留下了他家里的电话，但是我轻易不打过去，怕影响他写作或休息。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跟阎老师通信，并邀请他来延庆作客，后来他答应了。当我把这件事告诉华夏先生，先生惊诧不已，觉得有传奇色彩，他把此事跟学功和利华(华夏先生亲哥，家里排行老二，诗人)两位“二哥”，他们也挺惊讶——竟然能把阎连科请到延庆来——一时对我赞赏有加。其实，当时我写那信并没有认识阎老师的奢望，也没有其他什么想法，只是感觉《天宫图》太震撼了，路六命的命运太凄苦太悲情了。
那两年，阎老师的小说在国内大型文学期刊上频频亮相，要么是头条，要么被转载，要么既是头条又被转载。从“瑶沟人”系列到“耙耧山脉”系列，阎老师的小说篇篇精彩，部部耐读，是当时炙手可热的中国作家。那时候，华夏先生和两位“二哥”都在看阎老师的作品，并视他为“实力派”作家，故而对我跟阎老师的结缘表示惊讶。现在想来，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做个不很恰当的比喻，一个初学写作者认识阎连科老师，就像一个年轻干部坐地铁，一抬头发现了省长，当然会被吓一跳。这种事概率很低。
阎连科老师为我的文学写作打开了另一扇门。他对文学的理解是深刻的、立体的、多元的，语言和文学表现方法也是独到的，无法可仿的。但是出于对他的热爱，我还是要仿，不自觉地仿，并把习作寄给他，而他也能抽出宝贵时间读我的破烂文字，提出修改意见。我修改后，他又帮助我把习作往期刊上推荐。由此我认识了《小说家》的闻主编和康老师，《两极》得以在该杂志发表，并在多年以后成为我在人大学习时交的一个作业，受到盛可以和姚良两位同学的肯定。在阎老师的帮助下，我还认识了《收获》的副主编钟红明老师，只是功力不够，到我五十岁生日的时候，还没有一篇作品登在《收获》上。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一件事，华夏先生曾把我的一部中篇小说推荐给《十月》，该作深得副主编周晓枫老师的喜欢，只是没有过主编那关。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收获》上，钟老师喜欢《暗器》，程主编觉得尚欠点儿火候，所以无缘发表。
我要记述的作家还有孟广臣先生。孟老师是延庆老作家，一向被公认为是延庆文学的旗手，也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乡土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他和浩然先生是同时代的作家，他的《王来运经商记》摆在新华书店的时候我还在读初中。孟老师为人谦和，写作真诚，对文学有一颗赤子之心。跟浩然、刘绍棠、林斤澜等老作家一样，他乐于融入“文艺绿化工程”，干当绿叶，干为人梯，对几乎所有延庆作家都有过指导和帮助。1998年我申请加入北京作协，他欣然做我的介绍人，这事我从未忘记。
七十岁以后，孟老师手中的笔没有慢下来，反而加快了速度，十年间写了六七本书，成为北京各区县作家中的佼佼者，也成就妫川文学的一段佳话。我曾暗自把他作为学习的榜样，如今，这榜样的力量更大，对五十岁的我更有意义。
过去，我曾跟随孟老师去三河拜访过浩然先生，也曾跟他接待过刘恒主席。刘恒老师的天分和勤奋众所周知，成绩有目共睹，他在看过我的两个短篇后，给予我不小的鼓励和指导。我曾向刘老师提过一个问题——决定一个作家能走多远的因素是什么——他告诉我，起初拼勤奋，到了一定程度，恐怕就得拼天分了。刘恒老师的回答是准确的，真诚的，负责任的。只可惜，我还没勤奋到“一定程度”，所以对天分差的遗憾暂时还没感觉到——或许这也是迟钝的表现。
孟老师是成立延庆作家协会的呼吁者和奔走者。他的积极奔走曾使人误以为他要当作协主席，而后来的情况表明，这一猜忌不攻自破。2016年6月，延庆作家协会成立，我有幸被选为第一任主席。而在此前一次宣传部的会议上(我列席了那次会议)，讨论作协成立和主席人选时，当时的部长笑眯眯问我：主席必须由你当吗?我立刻答：不必须。我当时在《延庆报》工作，已是一名处级干部，对作协主席这种“一定受累但不一定讨好”的差事并不垂涎，无非视之为荣誉罢了。所以当时我解释说，谁当主席都可以，我当什么都可以;谁当主席不重要，作协成立才最重要。我想，我们再也不能拖全市的后腿了，不能因为人选问题就无限期推迟成立作家协会。好在部长开明，我那番话他也走心了，加上副部长们的意见，成立作协和主席人选的事情终于定了下来。
孟广臣老师心底无私，厚德载物，用生命的烛光照亮了妫川文学，使得乔雨、华夏、远山、久忠等延庆籍作家走出延庆，在京城赢得一方天地。如今，孟老师辞世已经三年，延庆作协正常运转，妫川文学基金悄然成立，青年作家林遥、梁小兰厚积薄发，脱颖而出，足可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说起妫川文学发展基金，我必须要提到另一位作家——乔雨先生。2016年区作协成立后，我当选为主席，林遥、张义、张和平当选为副主席，我们聘请刘恒、刘明耀、乔雨、杨晓升、刘晓川老师为作协顾问。乔雨先生有多部文学作品出版，很早就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有浓厚的妫川文化情结。在延庆工作期间，他曾多次主编“延庆文学选”或“妫川文学集”，为延庆作家搭建展示和交流的平台，深受欢迎。众多作家就是在“精品集”里相互认识的，我本人也得益于此——2001年出版的“妫川文学作品精选集”，让我在延庆声名鹊起，为更多的写作者所知晓，甚至出现了“七匹狼”现象。
大概在2018年初，我第二次去拜访乔雨先生，他欣然提出想为妫川文学做点儿事，以支持我和作协工作。彼时，他已到京城工作多年，身居高位，仍然念念不忘妫川文学事业，着实令人感动。当年7月，在乔先生的积极奔走和高位协调下，妫川文学发展基金应运而生，成为延庆作家的福音。如今，14部作品获得妫川文学奖，9位作家作品入选“妫川作家文丛”出版，11位作家的12部作品即将以“妫川文集”的形式献礼冬奥，妫川文学发展基金发挥了巨大作用。
乔先生胸怀锦绣，大度谦和，儒雅诙谐，是一位骨子里流淌着文学血液、不可多得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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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岁以前，我的阅读量不大，但读过的一些书令我受益匪浅。走上文学写作的最初八年，我以读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为主，印象深刻的长篇小说有王朔的《一点正经没有》、李锐的《无风之树》、洪峰的《东八时区》、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刘恒的《虚证》《苍河白日梦》、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王安忆的《长恨歌》等，而中短篇小说的阅读则集中于苏童、余华、格非、阎连科、刘震云、王朔、阿城、毕飞宇、迟子建、周梅森等作家，阅读渠道首推《小说月报》和《收获》杂志，间或也有《花城》《十月》《大家》和《小说选刊》。后来增加了《北京文学》。那些期刊上的作品带我步入写作之路，我就像一个牙牙学语的婴儿，在这个世界上发出了最初的声音。那声音是幼稚的，不清晰和不完整的，也是不自觉的。
那些年我几乎不读外国小说，卡夫卡的3卷本文集从王府井书店买回来后，只看了两三篇就束之高阁;《百年孤独》《飘》《修道院纪事》《性的人》倒是那时候读的，但是浮躁的心总是无法进入小说的氛围，也无法领略作品的艺术魅力和思想内核。那段时间，我还读过一些国外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来自《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和《世界著名短篇小说精选》，给予我一些文学上的教益。
从2000年进入“雕办”(夏都雕塑公园建设办公室的简称)和“狂办”(首届延庆冰雪狂欢节办公室的简称)，我的阅读和写作生活被打乱，读小说写小说成为一件奢侈的事情。2002年夏天到2007年2月，我在县委宣传部工作期间，阅读只是读报，写作只是新闻，文学的梦想跟不上我下乡采访的脚步，或者间或跟上，又被我陪记者的汗水和酒精泡得酥软。2007年2月，我调到《延庆报》社工作，虽然工作忙碌，但是工作性质单一，工作较有规律，阅读和写作得以重新实现。从那时到2016年2月，九年间我读了一些小说，至今想起竟觉吃力，只记得看了《红楼梦》《癌症楼》《静静的顿河》和一批中短篇小说。读《红楼梦》时的感受是：果然好，不愧是文学经典，但是不敢学，学不来。《癌症楼》令我眼前一亮，其情节、场景和小说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其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批判现实主义的主旨，令我耳目大开，仿佛听到前苏联专制政体所导致的生命个体为反抗压制所发出的呐喊，看到该体制崩溃前行将破碎的幻象和泡影。我一度把作者索尔仁尼琴奉若神明。伟大的俄罗斯作家绝不止他一个。肖洛霍夫才华横溢，视野开阔，受到斯大林的推崇和警惕并非偶然，他的《静静的顿河》蕴藏着巨大玄机，它让我想起《乌合之众》作者古斯塔夫·勒庞的那句话：我们可以把看得见的现象比喻成海浪，而这些海浪就是海底深处我们未知事物在海面上的表现。
那九年，我写了五部中篇小说，其中三部在《北京文学》上发表(《编辑部的事故》《竞聘》《虎爷》)，写了三四个短篇小说，感觉不满意，没给任何杂志投寄。期间我还给一部长篇小说开了头，大概写了四万字，无疾而终;另一部长篇小说写了十万字，受到一位挚友的诟病，立刻收手，就此搁置。
在宣传部的五年和报社的九年，是我生命中最好的年华，也是一个作家最能出作品的时候，但是我没有抓住机会。不知所以的忙碌让我的阅读和写作荒废了前五年，而浮躁、贪玩让我心神不定，酒场和球场又浪费了大量时间，后九年虽有所好转，但也没好到哪儿去。后来认识沈念和张楚才知道，人家一个在《岳阳日报》工作，一个在税务局党办写了多年材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写出好散文、好小说来。看来，关键原因还在自己，一个是对文学的爱不够深沉，一个是自我控制能力差，如果再有一个，就是缺乏破釜沉舟的勇气，不敢跟不喜欢的生活决裂。敢于决裂的是双雪涛，他的勇气和才华使他走到了今天。
2016年2月，我调到延庆区文联工作，二十六岁的愿望四十六岁实现，梦想终于照进现实。我的阅读速度进入2.0时代，是在2016年以后，基本做到日均读书两小时。只是读书速度慢，好小说舍不得错过一字，看不下去的也不肯囫囵吞枣，因而影响了阅读量。这期间读到的书以外国文学为主，有科尔姆·托宾的《大师》，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夏目漱石的《心》，韩江的《素食主义者》，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萨曼·鲁西迪的《午夜之子》，库切的《耻》，朱利安·巴恩斯的《时间的噪音》，石黑一雄的《浮世画家》《被掩埋的巨人》，高行健的《灵山》，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奈保尔的《通灵按摩师》，加缪的《鼠疫》《局外人》，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分成两半的子爵》《不存在的骑士》《寒冬夜行人》《通向蜘蛛巢的小径》……其中，对我影响较大的是《午夜之子》，个人最喜欢的是《时间的噪音》，阅读最轻松的是《耻》，最没看懂的是《撒旦探戈》。我最钟情并推崇的作家是卡尔维诺。可以说，我对卡尔维诺的喜爱到了崇拜的地步，他的百科全书似的写作令人惊叹，他小说中的童话意蕴、隐喻诗学、轻逸美学和晶体哲思，让我看到世界文学的一座高峰。我深深知道，对卡尔维诺的阅读和学习是无止境的。
我过去四年的阅读以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为主，这当然得益于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学习。师友们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偏爱是有道理的，他们的判断是准确的，这无疑加深了我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和认知。十九世纪的外国小说，我只读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自然是惊叹不已;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白夜》，同样受益匪浅。期间，读不下去的书也有，包括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狄更斯的《雾都孤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遗弃和被侮辱的》，一度让我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现在看来，对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影响较大的小说应该是《癌症楼》和《时间的噪音》，一个专制政权对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艺术家的迫害是疯狂的，不计代价的。索尔仁尼琴和朱利安·巴恩斯对世界的观察非常敏锐，他们的艺术方法含蓄、留有余地，他们的批判精神和悲悯情怀值得所有作家学习。
除去文学作品，这两年我还读到一些历史、文化、哲学方面的书籍，比如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坦率地说，这几本书我并没有读完，我知道放弃阅读是绝对错误的。把它们放回书柜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我知道我随时会把它们请出来。为着写作上的需要，我还读了《斯大林传》《蒋介石传》《林徽因传》《抗日民族英雄白乙化》，我对斯大林和蒋介石这两位历史上被称为“领袖”的人物保持审慎态度，他们都是具有帝王思想的“枭雄”而已。这样的人我们并不陌生。不同的是，后者有一定的宗教意识和自省意识，但是权力的欲望仍然使他迷失在历史的尘埃中。2018年，我还读到了《庐山会议实录》，我必须承认这本书对我的历史观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今，这本书在书店里不常见，但是每一位爱国者都应该找来读一读。
最近五年我读到的当代作家的小说不多，但是篇篇精彩，印象深刻，包括阎连科老师的《速求共眠》《四书》，徐则臣的《北上》，李洱的《应物兄》，杜光辉的《大车帮》，李佩甫的《生命册》，方方的《土埋》，浦歌的《一嘴泥土》。盛可以的《野蛮生长》写得极好，我先后买下二十多本送给朋友;她的《道德颂》是另一种好，剖析男女情感的笔触就像手术刀，一如既往的冷峻到了“狠”的地步。《道德颂》里的语言准确、形象、生动，比喻句一个接着一个，让人自叹弗如，也回味无穷。她的《锦灰》在台湾出版，具有象征意义，我们不大容易看得到。杜光辉的《大车帮》是一部没有受到评论界重视的作品，他的传统式写法不该成为这部小说受到轻视的理由，我在读完这部长篇后发了朋友圈：看完这本书，我不知道怎么写小说了。杜先生对文学是虔敬的，他在六年间改稿十八次，洋洋七十万字只取一半，减法和留白做到了家，值得我等学习。我们可以允许没有情节的小说存在，但是不能因此走向极端，对“讲故事”的小说抱有成见，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车帮》没有获奖，是一种被亏欠的艺术。
《大车帮》出版于2012年，而我阅读它的时间是2019年岁末，这是迟到的阅读。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生命册》上。这部小说摘得茅奖后，我就买回家里，但不知为什么，它在书柜里沉睡了近五年。李佩甫先生是睿智的、不动声色的，他的这部小说充满历史感，对乡村人物和都市人群的行为有准确的抓取和把握，对人心人性有深刻的洞察，写出了升级版的《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拙作《白乙化》没有获得方志敏文学奖，我无话可说。
这些年我阅读的诗歌作品很少，仅限于北岛的《城门开》、欧阳江河的《江南引》、沈浩波的《命令你沉默》。《江南引》里的《手枪》我喜欢，第一段几乎能背下来。2022年我读杨庆祥老师的诗集《世界等于零》，《哀歌》中那句“你管不住月光的普遍性，这是伟大的真理”，令我热血沸腾。
除了读书，这些年我还看了一些国外电影，《血战钢锯岭》《钢琴师》《三块广告牌》《调音师》《绿皮书》，等等。这些影片令我大饱眼福，脑洞大开，对我的小说写作有所裨益。当然，也看了国产电影《活着》，它对我的震撼是炸裂性的、摧毁性的，它令我辛酸、流泪、唏嘘、感慨、惆怅，几乎颠覆了我早年懵懂形成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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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岁到了，我开始回忆了。以前曾羡慕那些写散文回忆过去的朋友，总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写的，没什么可回忆的，甚至怀疑回忆是年岁大了的表现。现在好了，我也开始回忆了，而且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就有无数片浪花涌动出来。所以，写着写着，就给这篇文章起了个别名——《五十岁喋喋不休》。也许它比《追忆旧时光》更贴切。
身边真有那样的人，喜欢讲话，每天都讲，每一刻都讲，只要有足够的听众和场合。他们喋喋不休，引经据典，时刻说着正确的废话，让人听着痛苦，身心不适。
身边也有那样的人，话并不多，不一定每刻都讲，但是话里有话，讲的话值得琢磨，哪怕不是真理，也讲得别开生面，让人耳目一新。
如果让我选，我宁愿喜欢第二种人。语言本身是美丽的，我们不能因为人的自身原因，让说者和听者患上厌恶症。露出的是冰山一角，主体在水下，那里有真相。不做新闻发布官，不做司令官，这对一个作家至关重要，因为语言跟语言不同，文学语言是一种有张力和生命的东西。所以，前不久夜里失眠，我写了一首诗，题目叫《我不喜欢三种人》：
我不喜欢三种人
饭桌上讲课的人
床榻上讲话的人
葬礼上幽默的人
语言是一种艺术，语言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娱人，也可以愚人;它可以成事，也可以败事;它可以让正事更正，也能让歪事更歪;正事说歪了是一时，歪事说正了也是一时;娱人加上教化功能，算作高明;愚人加上娱乐功能，仍是欺骗。
五十岁到了，人的格物、致知能力也会发生变化，昔日“崇拜”的人、乐于谈的事都在发生变化。我也不例外。我庆幸发生了这种变化。这当然要归结于读书。如果读书跟不读书一个样，我们干嘛要提倡全民阅读呢。“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个说得有点过，是读书人的自爱。“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个又太功利，容易成为穷小子翻身得解放花天酒地的理论支撑。我认为，读书可以让人精神愉悦，眼界开阔，心智健全，对世界和社会保有大体准确的判断，没别的。
五十岁到了，我得学着写点散文，回忆一些人，梳理一些事，让自己在小说的虚构中变得“实在”一点，也让小说的根须更密实一些。看看萧红的《呼兰河传》，看看李佩甫的《生命册》，你就知道散文对于小说写作的重要性。
五十岁到了，我得学着读点诗歌。有人说，愤怒出诗歌，我脾气越来越小，只好看别人“愤怒”了。
四十岁时曾想写一篇东西，题目叫《四十而立》，结果开了个头就没再写下去。大概是火候未到，时辰未到，还需积蓄和积淀，这一“积”，又十年过去了。
五十岁了，我愿意在生活上做减法，在写作中做加法，在语言中寻找未知，在思辨中洞悉未来。当然，要做到勤奋、语言节制、独立思考，因为这是一种美德。愿这美德继续跟随我，加持我，让我变成勇敢而有趣的人。
2022年1月修改稿
作者简介：周诠，本名周建强，曾用笔名北狼，1970年生于北京延庆。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延庆区作家协会主席。1993年开始发表小说，作品散见于《北京晚报》《北京文学》《作品》《清明》《解放军文艺》《啄木鸟》《当代人》《青春》等刊。著有长篇小说《白乙化》和中篇小说集《生死界》、中短篇小说集《爬台阶的鱼》。中篇小说《爬台阶的鱼》《虎爷》两获梁斌小说奖，《虎爷》获首届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妫川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白乙化》获第二届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妫川文学奖长篇小说奖。2020年7月，根据其小说改编的长篇广播剧《白乙化》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根据其中篇小说《龙关战事》改编的电影正在筹拍中(出品方：北京紫禁城影业)。
